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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越南:成就与挑战
中国企业在越南:成就与挑战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14日

        227日到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第二次会晤。第二次“特金会”之所以选在越南举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改革模式对朝鲜的吸引力,与太过“高大上”的新加坡相比,越南的改革道路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具体路径上,显然都让朝鲜觉得更接地气,更有借鉴价值。

  越南人看中国:“离不开,靠不住”

  越南地形狭长,南端与北端的平原是大米生产地,中间细长部分则多为山地丘陵,中部沿海平原东西最窄处仅有37公里,形成“一条扁担挑箩筐”的格局。

  越南境内四分之三的面积为山地和高原,可供发展的地方也比较有限。历史上越南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很大,不可能向北面发展,中部则受到长白山脉的阻隔,无法向老挝方向扩张,因此只能一路往南,甚至往海洋发展。越南南部原来是独立的占城国,后来被越南所灭,四百年前才被纳入越南的领土。后来越南进一步占据了今天胡志明市附近的湄公河三角洲,此处原来为柬埔寨领土。

  越南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思想观念方面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南部自由开放,北边较为保守,中部高原则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历史上,越南人曾经遭受法国八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越南人比较开放。但越南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深。在社会文化方面,越南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很相似,尤其是两广的文化,越南语很多词汇的发音都和粤语有类似之处。

  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如今越南有70%的词源自汉语,古代越南以“小中华”自居,模仿中国建立相似的政治制度,崇尚儒学,举行科举。在清朝时期,越南的统治者想要“去中国化”,不想使用汉字,假借汉字和仿效汉字的结构原理和方法,依据京语的读音,创造了喃字,但喃字主要还是流传在知识界。1945年之后,拼音拉丁文字“国语字”正式取代喃字。

  越南人表面看起来比较温和,但实质上很有韧性。如果你到胡志明市的越南战争古支地道遗址去看,就会看到地道的网络狭窄且繁复,只能供相对较为瘦小的越南人出入,人高马大的美国人无法进入,地道里面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特别恶劣,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强大的美国,越南人一直不屈不挠,民族韧性由此可见一斑。

  明末清初,因为满清入关而避难越南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明军的残余部队,越南政府允许他们去南部开垦土地,将之称为“明香人”(意谓“延续明朝香火”的人)。越南人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崇,另一方面也怕,“又爱又恨又怕”,各种思想混杂在一起。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下越南上下对中国的心态,可以用“离不开,靠不住”来形容。事实上,部分越南高层和学者存在着这样的心理,即中国没有越南就无法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很需要越南。

  越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革新开放

  198612月,越共“六大”开始推行革新开放,导入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1995年,在越战结束仅仅20年后,越南和美国建交,美国总统克林顿随后访问了越南,两国关系开始改善。其后,越南分别在1995年、2007年加入了东盟和世界贸易组织。201838日,越南、日本等11国,正式签署了新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越南和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与此同时,越南在政治改革上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目前,越南已经实行了国会代表选举和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的直选,并一度在中央层面形成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总理互相制衡的“四架马车”体制。不过现在,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由阮富仲一人担任。越南法律规定越共是唯一的政党,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经济层面,越南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改革口号是“私有企业是经济命脉”,也注重引入外资,甚至石油、交通等领域都允许外国人进入经营,国企没有在经济改革的口号中提及。越南政府计划在20162020年间完成137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包括银行、航空、通信、造船、汽车、电力、水泥、交通等重要行业,鼓励外商参与,允许外商购买股份和参与管理,仅保留103家国有全资企业(未包括农林业、国防、安全等领域的企业)。

  可以说,在处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越共的做法是一边经济开放,一边将权力抓牢。

  中国企业在越南:面临一系列问题

  越南经济属于典型的出口型经济,其进出口总额常年超过其GDP。与中国相比,越南一半以上的人口在30岁以下,劳工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

  此外,越南目前享受10项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口商品特惠税承诺,具体是:东盟、东盟-中国(ACFTA),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印度,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日本( VJEPA),越南-韩国(VKFTA),越南-智利和越南-欧亚经济联盟(VN-EAEU FTA),这使得越南出口到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关税比中国低,这些优势在过去10年间吸引了大量在中国设厂的企业将产能转移到越南。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在种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2018年越南经济取得了靓丽的成绩,经济增长率高达到7.1%,超过中国,为十年以来最高。

  中国企业进驻越南,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到来对越南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拿钢铁行业来说,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至2.15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是在中国制成,但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打上“越南制造”的标签再向美国出口。基于此,20185月,美国海关开始对越南出口的使用中国基材的多种钢材征收惩罚性关税。此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越南本土钢铁企业的出口。

  除此之外,在越南的中国企业还面临其他一系列问题:

  首先,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很突出。为了能承包到工程,中国企业之间相互恶性竞争,经常把价格压低到实际上不能完成工程的程度。越方也知道中国企业的内斗,所以也把招标价格压低,挑逗参投企业相互压价,以此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中国企业的相互内斗,既损坏了企业自身的利益,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团结。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标价格低于实际成本,导致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只能使用廉价的材料,导致工程质量不佳,最终影响了中国企业乃至中国这个国家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形象。目前,在越南人心目中,存在着中国承包的工程质量差的刻板印象。

  这一现象除了工程承包领域以外,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存在。在越南民众中流传很多调侃中国企业产品质量的笑话,比如中国产的摩托车走过一趟积水的洼地就不能向前走了;中国建设的工程,交付的时候是好的,但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就不行了,等等。

  其次,有些中国企业和经商者不了解越南法律法规,蛮干、有侥幸心理,造成很大的损失。企业投资很少在事前进行细致的市场调研,对越南的经营法律法规一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遇事往往束手无策。一些中小企业被越南商人坑骗但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外,中国企业了解越南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意欲不高,缺乏企业本地化的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不高,回馈当地社会的意愿不大,导致当地老百姓对中国企业有不好的印象。

  第三,承包工程经常出现工期拖延的情况。比如正在建设中的河内城市轻轨,始建于2011年的吉灵到河东段,就是由中国企业承包的。在过去几年中,这段工程建建停停,停停建建,中间还发生了几次事故。事实上,工程没有如期完成,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越南政府资金不到位,但未完成的轻轨长时间横跨在河内市中心,给越南民众造成了中国工程质量差以及不按期完工的印象。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岁月,河内城市轻轨才终于在去年8月建成,目前仍在试运营中。

  第四,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不重视开发越南市场。目前,与韩国、日本等国的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一般规模比较小,缺乏来自大企业、品牌企业的投资,这与政府对越南市场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大有关,如融资的利率一般比其他国家高、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而韩国、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越南市场的开发,把开发越南市场当作一项重要的外交工作来展开,真正做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学者建议与评估三位一体的格局。

  目前越南市场主要被韩国、日本与西欧国家企业占领,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在越南的投资已超过两百多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将近两百亿美元,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投资270亿美元,而中国累计在越投资却只有80亿美元,最大的项目仅是南方电网的20亿美元项目而已。

  第五,本来应该起到凝聚企业、指导企业的当地中国商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的规则是,根据企业出资多少来确定是否将该企业选为中国商会理事会成员,这导致理事会成员多数是国企或者央企。而国企或央企人员的任期往往只有几年时间,他们也不用像民营企业那样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竭尽全力,因此接待好国内企业或者政府代表团的到访便成为商会负责人的主要工作之一。加上商会往往是在当地中国使领馆经商处指导下的一个非盈利的松散民间团体,商会负责人能否凝聚各行各业的投资者,全靠他们自身的修养及其对商会工作的热爱程度和责任感。有多少商会负责人真心诚意地做好商会的本来应有的团结企业的任务,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商会多数成员来自于国企或央企,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没有参加商会。他们通常认为商会对自己企业的发展没起什么作用,商会就是一个国企央企的俱乐部,商会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一年几次的联欢会,聚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没有做什么真正的事情,也不能为民企解决实际问题。

  第六,中越关系时而敏感,时而不稳定,影响到投资者的心理。20145月“981钻井平台事件”发生以后,越南国内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加重。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一些中国企业考虑到撤退,扩大经营生产的意欲不高,更谈不上从长远的眼光来考虑企业的发展。

  (作者邓应文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据作者2019223日下午在广州珠江新城进行的一次公众演讲的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本次活动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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